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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消散带来了振荡世界

日期:2020-11-14(原创文章,禁止转载)

(文/郑渝川)民族国家观念是在近现代才发育并完善形成的。这样的观念与民主宪政相拥,就产出了现代文明国家,反之则将“国家转型”的任务留给了当代。诸多政治、社会和文化理论通常认为,(民族或多民族)国家建构的文化价值体系,会对地方性、原生的民族性进行(来自政府之手或文化行业或市场的)强力整合。正如人们所看到的,这种整合让地方性、原生的民族性充分显露出脆弱性。

然而,近年来,前述整合趋势发生了逆转,无论是在尚处于政治和文化转型期的国度,还是欧美等通常意义上的现代文明国家,甚至以单一性、保守性著称的日本,地方性、民族性在重新发挥活力。与之形成鲜明映衬的是,象征着国家整体性政治和文化意识的现代性的消散。这种变化的表现是:民族化的许多文化仪式,不再被社会和文化学者定义为愚昧落后的产物;民族化、地方化的生活方式以及可以从中抽离出的价值元素,备受跨国公司及各国地方的创业企业青睐,生产经营这样的风格鲜明的生活方式或价值元素,有助于赢得更多的订单;社会人类学家努力为地方性、民族性的仪式乃至一切可定义的物件,进行重新阐释–终于,新世代年轻人意识到,地方性、民族性的文化概念及外在物件,价值和魅力都胜过现代性(国家化)的同类产物。他(她)们更愿意以地方的、(本)民族的甚至小型社区的代表自居,而非首先对照自己的国籍身份。

出现上述变化,或者说导致地方性、民族性重新抬头的原因是全球化。托马斯·弗里德曼曾不无诗意的讴歌全球化的存在,意味着“世界是平的”。而这种“(扁)平”,就体现出现代性(国家化)的消散、地方性生产的活跃、跨地方(直接无视了国界)活动的简易。套用后现代文化批评学者的话来说,全球化第一轮通过生产方式的重组,解构了推动现代国家政治和社会进步的工会体系,实现了劳动者的个体化、原子化;第二轮则冲破了国家管制对资本和投机的束缚(当然是以周期化、愈加剧烈化的金融危机为代价);第三轮则通过激活各国内部的地方性、原生民族性,从文化和社会角度来弱化国家的存在–但是,这种被激活的地方性、原生民族性,尽管会带给年轻人、部分学者以新鲜刺激,却本质上仍是原子化存在的,必然服从于资本和文化霸权。所谓地方性、原生民族性的觉醒,也不过是个幻象罢了。

尽管如此,也必须看到,地方性、民族性现今正在慢慢摆脱现代民族国家赋予其的功能安排:要么用来作为“利用怀旧感、庆典和仪式的场所,要么是生产国民的必要条件”。在印度籍著名人类学家、美国纽约大学斯坦哈特学院文化教育与人类发展学习教授阿尔君·阿帕杜莱看来,民族国家的地方化靠的是命令和法令,有时也要运用武力,还有意遏制地方性的自发生产;但在当下,“人民、领土和正当主权的同构”构成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规范性纲领”,正在受到人口流动形式等全球化推动的多重因素的威胁。另一方面,大众媒体也在悄然制造断裂,即在民族国家塑造的地方性、民族性存在和全球化文化价值之间制造断裂,地方性、民族性被作为全球化当中不计其数的、具有独特风貌和商业价值的原子化文化标本,而民族国家价值观念与这二者却是相悖的。

相悖所带来的不仅仅是文化冲突,还从根本上确立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和社会紧张。阿尔君·阿帕杜莱在其所著的《消散的现代性:全球性的文化维度》一书中就谈到,欧美国家建立的普世性的政治参与、教育、迁移以及经济增长模型,原本是塑造一个个可靠的贸易和政治合作伙伴(新兴民族国家、多民族国家),遏制新兴国家的地方性和原生民族性,“结果反而起到了相反作用。这些解药的副作用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失序。”非但多民族国家,就连日本、韩国这样的单一性较强的民族国家,都曾有过内生的族群裂痕,地方性、原生民族性重新被激活,就让上述裂痕再度显现并出现了未曾预料的新的分裂点。在印度为代表的多民族、多宗教背景的国家,原生民族、族群基于“纯粹情感”的冲突渐趋常态化。我们还不难发现,即便在种族和解完成较好的美国以及西欧国家,近年来地方性、原生民族性背景下的极右排外势力与新移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的显露出来,经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刺激出了一个新高潮。

政治和社会紧张,当然,不可避免的带来了暴力。阿尔君·阿帕杜莱也提到,“并不是所有文化主义运动都会导致族群间的暴力,但文化主义涉及到民族国家层面动员的身份认同,所以具有强大的暴力潜能”。

现代性(国家化)的消散,让近现代形成的爱国主义观念体系陷入空前困境。一方面,如前述,新世代年轻人的国家认同普遍降低,地方、(本)民族、社区归属却有所觉醒;另一方面,全球化推动的跨国家认同正在形成,两相叠加,让爱国主义观念从绝对意义上的政治正确,变成了很有争议并被不时拎出来反思的对象。

由此来看,现代化理论家大众文化的批判,是值得反思的。近几十年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社会和文化学界普遍认为,现代社会空间中宗教衰微、科学主义日益强盛,娱乐减少、体制化休闲增多,还认定电子媒体是群众的鸦片。地方性、原生民族性重新焕发活力、恢复文化生产的能动性等现象,颠覆了上述认知。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化的若干理论需要重新审视,要将现代民族国家体制促成的资本和文化霸权对人的压制的警惕;转向对旧有公共领域被打破,政治和社会紧张带来的野蛮和暴力日益增长背景下,个人自由和安全遭遇威胁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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